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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博客文章深入反思了印度企业三十年来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表现，指出尽管印度软件行业起步早、人才丰富，却始终停留在低附加值的服务外包层面，未能发展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品型公司。作者特别强调知识产权（IP）在技术竞争中的关键作用，举例说明像苹果、谷歌、任天堂等公司如何通过IP建立护城河、推动创新，而印度企业则缺乏这种IP意识和投入。文章还指出，印度在AI、芯片、机器人等深科技领域的投入和产出远远落后于中美等国，原因包括企业文化保守、风险投资偏好低风险项目、研发投入不足等。整体来看，这篇文章是对印度企业界缺乏技术雄心和创新战略的深刻批评，也是一种呼吁：如果印度想在全球科技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重视原创、重视IP、敢于冒险。
A China Problem: When Local Officials Shift from Facilitating Growth to Generating It
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长期与经济增长挂钩，这种制度设计曾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A China Problem: When Local Officials Shift from Facilitating Growth to Generating It》一文中，Timothy Taylor 借助 Chang、Wang 和 Xiong 的研究，揭示了这一机制在经济放缓背景下所引发的深层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的增长目标设定存在“层层加码”的现象：中央设定一个目标，省级、市级再逐级提高，形成一种“自上而下放大”的激励结构。这种机制在2000年代初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激增的背景下运作良好。但自2010年后，实际增长放缓，地方政府却不愿下调目标，反而通过土地出让和举债来“制造”增长。
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放松了对地方债务的限制，鼓励其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然而，这些投资往往缺乏经济效益，未能带动企业收入增长，反而积累了大量债务。研究估算，2011至2019年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相当于全国GDP的14%。
文章的核心警示是：当地方官员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向“制造”增长时，经济数据可能被扭曲，债务风险上升，真正的经济活力反而被抑制。这不仅挑战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也让外界对官方GDP数据的可信度产生质疑。
What Happened To Countries That Implemented Wealth Tax Policies?
在全球对财富不平等问题日益关注的背景下，征收“财富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篇文章《What Happened To Countries That Implemented Wealth Tax Policies?》回顾了多个国家尝试实施财富税的经验，揭示了这一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与教训。
文章指出，20世纪90年代，欧洲曾有12个国家推行财富税，目标是通过对富人净资产（包括房地产、股票、企业等）征税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到了2020年代初，只有西班牙、挪威和瑞士仍保留这一制度。法国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其“团结财富税”导致大量富人外流，投资减少，最终在2017年被总统马克龙废除，改为仅针对房地产的税种。
其他国家如德国、荷兰、瑞典和芬兰也陆续放弃了财富税，主要原因包括：高价值资产难以评估、征收成本高、税收收入低于预期，以及富人通过转移资产或迁移避税。
不过，也有例外。瑞士通过地方（州）层级征收低税率、广覆盖的财富税，取得了相对成功。挪威也保留了财富税，并将其作为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尽管也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财富税并非一无是处，但其成败取决于执行细节。评估资产的复杂性、税务执行能力、以及防止避税的机制，都是决定其效果的关键因素。对美国来说，虽然可以借鉴他国经验，但也必须考虑本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能简单照搬。
这篇文章为理解财富税的现实挑战提供了清晰的国际视角，是对当前政策讨论的有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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